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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局

逆转人性的三个因素:无价值劳动、暴力威胁以及人性的脆弱

 
 
 

日志

 
 

“赌徒”陈国富  

2009-10-10 12:30:27|  分类: 明星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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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时代周报》9月)

 

 

 

“我能干电影那么长的时间,因为我第一不是科班出身,第二不是从基层做起,我觉得电影那个世界离我太遥远。我一路在惊奇中度过。”——陈国富

 

1958年出生的陈国富,父母以为他会继承家业卖皮鞋,儿时朋友以为他将从街头流氓直接晋身为黑帮大佬,侯孝贤、杨德昌期盼他将台湾新电影发扬光大,而他走得比谁的设计都远,远到自己都无法想象。

以影评人、金马奖国际影展策划、著名电影杂志《影响》主编身份开始投身电影圈的陈国富,自称是台湾电影里的另类,因为在台湾能走出自己道路的导演都是比较艺术类的,虽然他一入行就和侯孝贤、杨德昌经常混在一起,还一起组织“合作社电影公司”,可最后的方向大相径庭。那时候陈国富和侯孝贤常一起买票进电影院看电影如好莱坞《异形》之类,侯孝贤看得兴奋不已时会扭头对陈国富说:“过瘾,我就要拍这种电影!”陈国富反瞪他一眼说“走着瞧”。之后,果不其然,侯孝贤递过来的还是一个爱情文艺片,“我知道这肯定不商业,但又不忍心叫他不拍这样的东西,因为剧本连我看了都有点感动。”

怎么去转变呢?陈国富想起日后向很多媒体一遍遍重述的童年观影记忆——在黑漆漆的影院里,为一部主流电影而不是某部欧洲小电影雀跃并投入其中:“我觉得电影最后是要进大电影院让观众一起去看的,像一个仪式,你就得拍主流大片,那是跟观众的直接情感交流,我认为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这样的东西。美国人随便可以讲出几十部代表他们时代精神的电影,中国观众说什么呢?体现在电影里的都是古装,都是苦难,电影不是在上历史课。”

当导演的陈国富,是寂寞的。虽然《征婚启事》精巧的结构,《双瞳》创纪录的票房,曾短暂为渐趋死寂的台湾电影带来一些清新,但陈国富觉得出自己似乎走得有些快的步伐,进入21世纪后他总是怀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侯孝贤、杨德昌等每天一起讨论电影的生活。SARS期间他在北京停留,从那时起冯小刚等内地朋友三天两头来聊电影,让他在异乡找到曾经台北有过的电影气场,找到自己的另一个定位——监制。“我是一个特别慢的导演,从构思、找灵感、写剧本,然后筹组团队、拍摄,到后期制作,我都得琢磨半天。如果我只当导演的话,可能好几年才会有一部我的作品。但如果我可以当监制,那每一年都可以有我投入贡献的作品,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吸引力。”

无论做导演还是监制,陈国富特别地“不想拿电影欺骗观众”。追根溯源,竟然与儿时的家庭环境有关,陈国富的父母开了一家卖皮鞋的小店,从小耳濡目染买卖气氛的陈国富每当售货员说“你穿这个鞋子特别好看时”就忍不住想“又来骗人了”!对消费者心理的这种感同身受的了解,使得当他成长为“卖电影”的人时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忽悠观众进门:“我觉得那太尴尬了,你自己这么喜欢电影,根本经受不起这种耻辱。”为了一次完美的电影制作,他会尽力到最后一秒钟,当所有人都在催促他尽快完成《风声》制作时,他默不做声:“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弄好,没有任何其他因素能让我把这个作品交出来。”

从拍电影到现在已经30年了,从做侯孝贤的副手,到自己的副手钮承泽、魏德胜都名满天下,陈国富不变的是赌徒的本性,赌得起放得下一如年轻时,例如效仿《十全九名》成功模式的《追影》票房惨淡,陈国富一句“愿赌服输,没什么好悔恨的”就足以解释一切。陈国富相信电影的每一次巨大成功都是从未知、赌注、坚持而来,所以“赌博”是做电影的人必须具备的特性:“拍电影的人如果没有这个性格,我觉得干不了这个行业。如果你锱铢必较,想着只赢不输,这个行业是不欢迎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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