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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局

逆转人性的三个因素:无价值劳动、暴力威胁以及人性的脆弱

 
 
 

日志

 
 

专访北岛,用“昨天”与“今天”对话  

2009-09-06 22:05:11|  分类: 文化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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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时代周报》8月)     

 由三联书店出版,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已经面市一个多月了,这期间无需做什么推广活动,徐冰、阿城、陈丹青、王安忆、翟永明、韩少功、阎连科、张朗朗、李零、邓刚等三十个作者的大名一字儿排开,就是最好的宣传。

  与前几年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不同,同属回忆类畅销书,《七十年代》以每位书写者对那个时代的个体回忆为主,三十个人,三十段境遇迥异的人生,三十篇维度不同的记忆:书中不仅有看禁书、办沙龙、自觉寻求精神出口的高干子弟,也有糊里糊涂成为“四五运动”领袖的工厂工人,有一心为娶上媳妇下海搏命捞鱼的“海碰子”,也有历来被知青回忆时自觉遗忘的、早已在那片土地上生活千年的农民—历史在此跳出了某一种单一书写,进入更丰富的层面,在某种程度上被更真实地还原。正如李陀所期望:“编辑这本书与怀旧无关,我们是想借重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让昨天在文字中生动地复活,让昨天在阅读中展现,让今天的人直接和昨天对话。”

  事实上,热销的《七十年代》读者中不仅有作者的同龄人,也有很多八九十年代的青年人,在当当网上该书好评率为五颗星,而以年轻人为主体的豆瓣网上评分也高达9分,有网友称:“我是78年出生的,对于70年代的了解除了父母很少的描述之外基本上都来源于书本了。读《七十年代》,让我看到了一些我以前从不知道的东西。”《七十年代》对于当下的年轻人就像一架时空机器,帮助他们剥下父母那代人“苦难”的单调标签,原来他们也经历青春期、也有发育的烦恼、也有信仰的迷失,时代不同,但“他们”和“我们”其实是有着相似的内心成长经历。记者身边不少同学、朋友都在传看这本书,甚至有人看完后兴起了也去采访自己父母的念头。

  如今《七十年代》一书依然在各地图书排行榜前列,一些读者担心书中有关一些历史大事件真实而大胆的记录公开出版是否在销售时受到限制,三联出版社有关人士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目前该书销售一切正常,再版发行是很有可能的。面对《七十年代》作者群的片面、他们的回忆是否让另一部分群体失语等质疑,北岛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也坦然承认这种局限性,并透露正在编辑《七十年代》下一卷,约稿范围有明显的变化:“比如会更注重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并希望让更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来参与这一历史叙述……我相信,《七十年代》会不断展开一幅特殊的历史长卷。

专访北岛,用“昨天”与“今天”对话 - 陈炯炯 - 电影局

  不少人依旧坚守理想

  时代周报:那个时候在思想备受钳制时,人似乎更关注国家大事、关注社会前途,更愿意反思。今天在思想环境比较宽松的时代,愿意反思的年轻人反而少了,这是为什么?两个时代里的独立思考能力哪个更可贵呢?

  北岛:这似乎是历史与个人的悖论。我曾说过,个人往往反而会变得强大,因为要想战胜压制你的时代,就得比它更强大才行,这样反而会激发一个人的能量,包括激情与才华。而在一个相对宽松的时代,没有危险没有挑战,反而没有像我们那种存在的迫切性。这是我们编《七十年代》这本书的意图之一,也就是李陀所说的“用昨天与今天对话”。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往往只有借助历史的镜子,才能看清自己当今的存在。

  时代周报:那个时代人的各种美好品性—爱读书、善思考、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等,更多是因为时代本身的“纯粹性”造成,还是说年轻人的素质本身就比今天的年轻人要好?否则如何解释随着70年代落下帷幕,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书中的作者立刻转投与当年兴趣无关的行业?曾经的理想主义迅速变成实用主义,很多”纯粹”的过来人也立刻不“纯粹”起来?

  北岛:其实,每代人有每代人要面对的问题,很难用所谓“素质”做比较。我们那代人的成长经验很特别,可以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由于正规教育的中断和底层生活的阅历,在文化传统的传承中出现重大偏离,这有坏处,也有好处,好处是使我们这代人对一切结论产生怀疑,而这种怀疑精神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财富。再者,在七十年代,个人命运与国家甚至世界的命运都连在一起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当时面对的现实。

  至于我们这一代的转化与分裂,其中有时代的局限,比如由于知识准备不足,造成精神能量缺乏爆发的持久性。正如你所说的,很多人跟着潮流转向了。环顾我当年的朋友们,不少都成了体制与金钱的刀下“新鬼”,真让人痛心。反过来说,这也算是大浪淘沙吧,至少有不少人依旧坚守理想,并保存独立的立场和人格。

  和年轻人建立平等对话关系

  时代周报:读完这本书发现,很多作者回忆自己七十年代里阅读内容、影响最大的书或者文艺种类,大多是西方的文学、哲学、美术等,为什么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更对西方文化感兴趣?这种选择,是否也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产生影响?对“国学”一直衰弱至今是否有影响?

  北岛:这确实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即以阅读西方文史哲的书为主。首先,这些书在当时多是禁书,反而激发了我们的好奇心;进一步来说,这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历史原因,就像五四运动,往往要借助外力来反“传统”。我们当时处在某种带有强制性的“革命传统”的束缚中,要挣脱这束缚,就要借助完全不同的文化资源。这在其他文化的造反运动中也是常见的。比如,美国的“垮掉一代”,借助的是禅宗或喇嘛教,来反抗西方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主流文化传统。关于“国学”,这个提法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我看我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

  时代周报:您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概括70年代的词是“早熟与独立”等诸多美好的词;这让我想到我们对90后用词多是“脑残”、“娇气”、“大手大脚”等负面词,人们是否总是不经意间看高了自己这代人,而看轻了其他相邻的一代人?70年代难道只会让那个时代的人“早熟独立”而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么?

  北岛:恐怕任何人都有美化自己时代的倾向,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但我们编《七十年代》这本书绝不是为了怀旧,这一点李陀在序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用不着我再重复。其实在我心中期望(这不一定代表李陀)的主要读者是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换句话说,既不是忆苦思甜,也不是说教,而是和他们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说到年轻一代,不能用“脑残”这样的网络词汇戏谑化简单化。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比我们当时的处境更难。在一个娱乐与消费的时代,一个媒体掌控话语权的时代,一个体制与金钱合谋的时代,他们面临巨大的迷失,这甚至也是整个社会的迷失。我们当年也迷失,但由于压力比较直接,反而容易辨认反抗的目标,找到走出迷失的方向。而如今的压力是无形的,是来自各个方向的,这种迷失往往更让人绝望,更无所适从。如果《七十年代》能为他们提供一面镜子,一种精神向度,一种价值参考,意识到迷失的困境并找到精神出路的可能,作为编者我们会感到欣慰。我女儿是1985年出生的,10 岁到美国,现在又回到北京居住工作。我们之间常常会讨论很多人生与社会问题。我在编《七十年代》的时候就会常常想到她,果然这本书对她的震动很大。这就是我们之间对话的一种延续。

  时代周报:历史回忆之所以需要让人提防,是因为人们总倾向于把个人的恶归咎于时代,将时代的善专美为个人。《七十年代》是我读过的很客观中立的一本历史回忆的书,作为编者,您觉得那一代知识分子优缺点是什么,与那一个时代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北岛:李陀的序言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探讨知识分子问题,他讲得很全面很透彻,我很难再说出什么新鲜东西。说到客观中立,我们虽尽力而为,但《七十年代》这本书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作者大多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再有,虽说一开始我们就设法避免家庭背景和社会阶层的单一化,但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我们正着手编《七十年代》下一卷,约稿范围有明显的变化,比如注重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并希望让更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来参与这一历史叙述。正如李陀在序言里所说的,七十年代并非知识分子专有。当然在编辑过程中,还有一些技术性问题需要解决。但无论如何,我们会继续编下去,争取编成多卷本,并在编辑过程中不断作出调整。我相信,《七十年代》会不断展开一幅特殊的历史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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