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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局

逆转人性的三个因素:无价值劳动、暴力威胁以及人性的脆弱

 
 
 

日志

 
 

有关《十月围城》的好人好事  

2009-12-18 12:23:32|  分类: 电影局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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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时代周报》12月)

 

一个本可以是世界上最绝望的导演,想拍出让人最有希望的电影;一个不相信人性灿烂的监制,写下令审片委员都觉得“肉麻”的台词;一群来自商业到极致的香港社会的电影人,不计报酬不要头衔协助拍摄;一部所有主角死光光的电影,让观看的人有活下去的力量——戏里戏外都是“好人好事”的《十月围城》,是截至目前贺岁档中最具品质的电影。有人说它是“十年来最好看的华语片”或许过誉,但十年坚持的结晶,的确能让那些一边开跑车泡姑娘、一边呻吟“悲伤”的内地同行们显得渺小无力。

有关《十月围城》的好人好事 - 陈炯炯 - 电影局

 

最“天真”的导演

有关《十月围城》的好人好事 - 陈炯炯 - 电影局

“考倒数五名的时候、不敢回家的时候、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小时候每当不快乐时,我都会躲进戏院里。既然电影曾经带给我快乐,现在我做电影就要把快乐带给别人。”翻开陈德森的电影履历,《神偷谍影》、《紫雨风暴》、《特务迷城》都是实打实的商业片,“一种是电影艺术工作者,一种是电影娱乐工作者,我是后者,我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当十年前,陈德森决定拍“众义士保护大人物”的故事时,他没有想到这次“娱乐”大众会如此困难,困难到差点搭进去自己的一生。

困难的核心在于陈德森想按照1905年香港中环的原貌一比一复制一座城,投资近6800万,当时的搭档陈可辛极力反对,因为正处于香港电影的最低谷,这种规模投资根本没有回收的可能。“很多熟人跟我说,不要搭这个城,用一般的演员就可以,拍戏而已嘛。我说不出原因,我就是要坚持,没有这个城就没有这个戏。”2003年前后陈德森得到UFJ银行副总裁曾献基的大力支持,建城地址选在广东佛山南海影视基地,占地两个半足球场,不久就被愈演愈烈的非典所阻断;2004年曾献基因生意失败自杀,使得还有一个月就开机的电影再次停了下来,至此,《十月围城》前后已经搭进1500万港币,曾经在电影里汲取希望的陈德森第一次感到因电影而走投无路的绝望:“老板死了没人付款,我的工作人员都被押在广州;从来没有病过的家人,两周内突然间妈妈就中风昏迷,姐姐被查出癌症,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所有朋友包括陈可辛、尔冬升他们都不敢电话我,因为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就一个人闷在家里面乱想,整天睡躲起来。”

在圈里一个皈依佛教的制片帮助下,陈德森用一年的时间去听佛论道,在信仰里寻找力量:“我终于明白无论宗教还是朋友,都是精神力量而已,最终还是要自己站出来面对。”2008年初在老搭档陈可辛的《投名状》取得2亿票房后,陈德森短信祝贺,谁知陈可辛立刻打来电话问“《十月围城》还拍吗?”陈德森明白终于坚持到了。

直到电影完成时,陈德森才仿佛为十年的执着找到了由头:不仅是一座城,虽然这城已经更宏伟至占地五个半足球场;不仅是一部大片,虽然其拥有十几位一线明星的豪华阵势;不仅是对电影热爱的天真坚持,虽然每场试片里都有观众因这“天真”感动流泪——“其实我真正想写的是沉重的革命。”《十月围城》耗时耗资,最终复原的是对无名英雄的敬重,报恩或复仇、爱人与被爱,“革命者不是都那么高瞻远瞩,有时候牺牲就是因为这些细琐的原因。”陈德森觉得筹备这个电影十年,其实也是一个革命,“革命是要流血牺牲、是要死人的。在剧组里,有人因为做布景受伤的,有灯光师打灯时候摔下来的……一个个无名英雄成就了这一个电影,在我看来,这些和由很多‘小我’成就伟大革命是共通的。”

 

最“阴暗”的监制

有关《十月围城》的好人好事 - 陈炯炯 - 电影局

 

“《十月围城》是我喜欢的电影,但不是我爱的电影,我对人性的看法比较阴暗。”自认唯一长项是“头脑清晰”的陈可辛,深知“天真”的陈德森本质上比自己商业的多,两人的搭档有助于理顺“人人电影”入主内地电影市场后对各行业关系的链接、产业架构包括公司团队训练,“《十月围城》的重要性在于它将树立一个各环节复制的模式。”这个前提则是自己定位于监制:“如果我当导演,脑子就没那么清晰,就会和观众拧着走,比如《投名状》。”

    陈德森对陈可辛的信赖类似朋友相托:“1993年拍的《朝九晚五》就是他来找我的,从那时起我就觉得在电影圈能有这样一个朋友,很多事情可以很安心。”不仅因为陈可辛对事情判断的远见,“他看东西不是眼前而是明年甚至更远”,也因为两人都对事不对人,发生争吵后很快可以达成共识,具体到《十月围城》,后者是他梦想由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因素,而这正是陈可辛自己对“监制”一职作用的定义:“电影的大方向还是商业电影,这比导演的艺术诉求更重要,监制就是平衡导演的艺术诉求和商业的必要中介,不停调整导演的理想与实际情况的差距。”

“很多投资方跟我说‘我很想投这个戏,可惜你不是导演’,我说到时候你会后悔说‘可惜我没投资’。”《十月围城》将证明,“陈可辛”三个字出现在“监制”比出现在“导演”更有价值:“陈可辛”三个字就算不是提款机,也是提款机密码,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细致的成本利润计算、强势的海内外推广,他使得《十月围城》成为摆脱“名导制”单靠电影本身的素质吸引到投资的少数电影:“只靠五六个导演名字才卖片的制度很不健康,电影要生存下去必须依存商业电影的模式。”“陈可辛”也是稳定剂,说服演员对导演阐述信心、整合各方资源、在后期制作费不停上涨下让所有人情绪稳定;“陈可辛”还是粘合剂,在拍片期间陈德森情绪不稳定时,把握原有影片方向,补救陷入停顿的电影;关键时刻,“陈可辛”是催化剂,曾经因《投名状》中的人性表达问题,被有关部门“聊天”多次的他,这次从一开始就坚决避开孙中山的详细塑造、包括与洪门的关系,因为“伟人是不能书写的”,海外漂泊多年、“祖国”二字说不出口的他甚至写下这样的台词——“每天晚上,我闭上眼睛就看到中国的未来”——陈可辛很得意,“审片的人们没有想到,我们华侨爱起国来比他们更厉害。” 

 

最“义气”的香港同行 

有关《十月围城》的好人好事 - 陈炯炯 - 电影局

 

“《雷雨》,就是讲义气。”一场上海的梅雨,让陈德森体会到香港电影同行的义气。当时《十月围城》刚开机,几个大牌的档期一分一秒地消耗着,而拍摄却因为天气陷入了停顿。即使在老天帮忙时,也要面临庞大的场面调度,“电影里一个小时的打戏,拍摄时是在一条街上聚集五台机器上千群众演员,同时安排平衡着十几个大牌明星的画面。”巨大压力让陈德森再度崩溃,“有段时间,我没办法睡觉,打开窗户眼前就是那个街景,做梦半醒来喊的也是‘cut’。”他选择回香港自我隔离休整半个月,临走前他告诉陈可辛要赶紧找人来帮忙拍,因为他不能允许因为自己的问题再次错过12月18日的档期:“这是我一个十年的梦,有多少人有十年?这个梦能有这么多高手帮我完成,我很快乐。”

于是有了众所周知的刘伟强前来帮忙拍摄,导演出身的陈可辛坐镇,到后期最繁忙时曾经分了四个组拍摄,叶伟民、甄子丹等都上阵帮忙,甄子丹称这是“众志成城”,这让“人人电影”股东之一、内地电影人于冬很是惊奇:“刘伟强来之前向老板林建岳请假,林建岳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对于陈德森来说,这是很多年前曾多次感受到的团结的再现:“香港很小,好的导演朋友经常聚在一起、一个电话就会过来帮忙。以前刘伟强拍《无间道》时我去帮过,陈可辛的《金鸡》特技有麻烦我去帮过,尔冬升拍《烈火战车》时赛车出问题,我也去帮他做策划……其实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但是这种团结,也是在九十年代香港电影辉煌的时候才出现,如果市道不好,大家就各自辛苦经营。陈德森印象里上一次大家聚在一起,还是2005年香港电影开始有起色时,他的描述里那次香港导演协会的聚会极其传奇:一天晚上,曾志伟和陈建勋突然把成龙叫出来说“香港电影现在乌烟瘴气烂片当道,大家不要呆在家里面想剧本了,赶紧出来拍戏!”结果一个叫一个,当晚王家卫、刘伟强、陈可辛、尔冬升、陈嘉上、徐克包括陈德森在内,几乎全部导演都出来了,每个人都在汇报自己下一步要拍的电影,每个月都预计将有一部用心去准备的制作,于是大家一起喝杯酒又分头回去开工。“就是从那年起,大家看到市场渐渐苏醒,那种激情就又出现了。”

冷静的陈可辛并不盲目认可陈德森的乐观,“香港人也没有那么团结了,只是表面上很团结。”他觉得更多同行是开始认可自己所走的路是对的:“我们帮帮他,如果他成了那我们也能复制这条路。”即使被当做先行者又有什么关系?陈德森的“天真”再次显现:“我们不要再总考虑自己了,也不要再说什么香港电影、台湾电影、大陆电影,我们要做好的华语电影,不要让好莱坞专美了。人家印度的宝莱坞都可以自给自足,为什么我们不行,我们都是中国人啊!”

 

 

最“傻”的电影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死光光的电影,却让人有了活下去的力量。

好莱坞叫“Feel Good Movie”,陈可辛称之为“傻电影”:“这类电影里观众最好找到一个主角是好人,是真善美的集中体现,其他也可以有灰暗的人,但最后肯定是好人得到胜利。好像《2012》那么傻的电影观众其实最喜欢,《十月围城》没有《2012》那么傻,但方向是一样的,电影里虽然每个人都死了,但死亡会让每个人都觉得值得,死亡对每个人是解脱,而不是压力。”

陈德森不怕电影傻,怕的是电影不够极端和震撼:“这是惊悚片我就非得吓你两小时,这是悲剧片我就要你堂堂正正痛痛快快地哭掉六包纸巾,这是喜剧片我就要让你笑到腰都弯掉。我没有太大理想,我只希望观众从电影院出来,笑完、哭完、被我吓完后,能感觉这个导演好像有点话要讲。”有话要讲不等于说教,陈德森不喜欢某些同行那样灰色和悲伤地看世界:“H1N1、猪流感、禽流感、SARS、战争、气候恶化……其实人活着已经很痛苦了,我希望当观众看完电影的时候,让他们走出戏院的时候心里能怀有一点希望。”

《十月围城》的极端和震撼体现在其充沛的文戏和扎实的武戏,以及无论文武戏都讲究的紧凑节奏。陈德森采用了类似《泰坦尼克号》的剧情处理方式,即前半程文戏铺垫和酝酿,后半程武戏集中爆发、“60分钟无喘息”。“文戏要武拍”,电影里前三天是讲保护孙中山的人都被暗杀、新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出来,这一个多小时里没有大场面打戏,靠的是故事本身推进,多线索的铺陈;“武戏要文做”,孙中山上岸的那几个小时一方面用翻天覆地大量动作场面轰炸,另一方面注意在动作中有区别分层次:“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套路,李宇春是戏班的,所以翻腾好、身手利落;巴特尔是大个子,孔武有力;谢霆锋从小到大在街上拉黄包车的,打的是烂仔架;甄子丹是维持治安的,他是受过警察训练后的实战;黎明是功夫世家,家里有钱,他就属于比较飘逸的……”陈德森对自己电影里的武戏部分十分有自信。

 

    《十月围城》即将于12月18日正式接受市场和观众的检验,相比内地同行“张艺谋”、“冯小刚”等大导名字就可以拿下半座影院排期的气势,陈可辛们选择了一条更长更苦付出更多的路,但他们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路——事实证明《三枪拍案惊奇》、《风云2》和《刺陵》三部贺岁片都挤在了上半月,《十月围城》独占后半月黄金档期:“我不相信‘名导’这个制度,虽然我在这个制度里也得到好处,但终归有一天,我要让内地观众更清晰地知道电影该怎么去看,而不再盲目相信几个导演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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